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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学人》:跨越历史的对话
              来源: 未知   2019-12-07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学术是一项注定被超越的事业。学术工作者通过严格的专业化训练,完成传世的成就,传世是做学术的最终目标。

      传世即传承,它是学者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天职。学术领域中的传承,是成果和研究方法的传授,也是学术精神和爱国情怀的坚守。

      建校已百年的南开大学,就有这样一群学者。他们曾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对日本有着特殊情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怀揣满腔热忱。他们在学术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同时,也能保持对学术纯粹的追求,重视培养和提携学术新人。五代学人更替,远见卓识、创新思维、不服输不怕苦的精神、对国家和历史的热爱等高尚品质,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隐没,反而在传承中焕发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

      1935年9月17日新学年“始业式”上,南开大学首任校长张伯苓提出“爱国三问”,在烽火连天、山河破碎之际重燃师生爱国热情,激励有志青年奋发图强。2019年1月,习总在南开大学考察调研期间特别指出,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晚清外交家黄遵宪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在《日本国志叙》一文中慨叹:“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

      张伯苓对此颇为赞同,他多次强调,中日两国国民之间要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才能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1903年,张伯苓为直观了解新教育,与严修首次东游日本,进行为期5个月的考察。期间,他们会见了许多有名望的大教育家。此次考察算有“日本经验”,对于后人思考中日问题具有宝贵的启发意义。张伯苓坚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

      创办南开前,张伯苓就曾到访过日本,截至1945年先后共赴日13次,对日本有了深入了解。为进一步学习先进教育方式,他还多次考察欧美各国,注意研究外国国情及学生发展状况,吸引了许多有留洋背景的名师报效南开。

      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与校史一样悠久,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一触即发的战火,张伯苓依然未见松懈。“九一八事变”后,在张伯苓的支持与指导下,时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学士傅恩龄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向民众普及东北相关知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忧患意识,在人们心中敲响爱国救亡的警钟。

      张伯苓从未想过要把学校办成一个赚取利润的商业机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旨在培养学生有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饱含大公精神。即使面对特务的威胁,一手建立的学校遭到日军轰炸,张伯苓依然能坚定地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后人不仅延续着张伯苓等先辈的学术风骨,也继承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南开涌现出吴廷璆、俞辛焞等大批史学名家,他们越过硝烟与战火,从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视角出发,对日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中国日本史研究奠基者吴廷璆即是名家代表之一。1929年,吴廷璆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19岁到39岁,吴廷璆将20年青春献给了、宣传工作和运动。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他就因积极参加北大支部活动,成为被北京市委秘密领导的“抗日救国十人团”一员。

      十几年生涯,吴廷璆多次身处险境。1933年1月,22岁的吴廷璆在同乡师长范文澜的资助下泪别北大,远赴东瀛。同年春天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因早年在北大跟随傅斯年、钱穆等史学大家打下了扎实功底,在东洋史学者羽田亨的指导下,仅用3年时间完成学业回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吴廷璆已获得河南大学副教授聘书,事业小有所成。悉闻国家有难,他毅然放下教鞭,投身抗日战争。在八路军总部从事翻译及宣传工作。此后,在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期间,他积极参加反蒋运动,与“唯民社”(民盟的前身)其他骨干成员一同加入武汉地下党领导的新主义教育协会。

      1949年,吴廷璆调任南开大学,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历史研究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吴廷璆清除了旧思想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构建起崭新的学科体系。其耗时20年领衔撰写的《日本史》,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日本通史,具有里程碑意义。

      如果说吴廷璆是南开日本研究的奠基者,那么俞辛焞就是一位勇往直前的开拓者。1932年9月,俞辛焞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素青,高中毕业时参加抗美援朝,并荣立战功。因为是朝鲜族,又懂日语,俞辛焞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被吴廷璆选作助手,协助业师创建日本史研究室,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日本史研究生涯。他致力于研究日本外交史,为后来的学者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宽了研究领域。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时撰写的《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被誉为中日外交史研究中一部代表国内外最新水平的论著。

      俞辛焞信奉“勤能补拙”的古训,他教导学生治学一定要严谨,不能满足眼前的成就,应当力求在国际学术界占一席之地;他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日语,较好地掌握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运用史料的基本功,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他积极促成南开与日本、韩国等大学的国际交流。迄今为止,俞辛焞的所有学生都具有了在日本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他们中大部分已成长为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和从事中日交流的骨干,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学者在日本研究界的影响。

      在俞辛焞眼中,治学犹如挖坑,欲求其深,必先以博为基础。从事学术研究,犹如接力赛跑,接棒的运动员,应在接棒之前就先起跑,在跑动中完成交接,学术研究才能快速进步。

      吴廷璆从教60年,不仅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成果上取得了开创性成就,还致力于培育新人。改革开放后,由他亲自指导的日本史研究生或博士生多达数十人。杨栋梁和李卓就是吴廷璆的学生,二人均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前院长。

      杨栋梁用“纯属偶然”4个字概括自己当初选择历史学的原因。1954年,杨栋梁出生于辽宁省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恢复高考时成绩很高但没敢报重点院校,是县教育局的人特意打电话建议说:“南开大学历史专业好,你历史分高,我给你填上吧。”他自此与历史研究结缘。

      1982年,杨栋梁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吴廷璆身边工作。彼时的吴廷璆正在撰写《日本史》书稿,杨栋梁目睹了先生夜以继日、字斟句酌审改书稿的艰辛,深受触动。“先生的研究独树一帜,其创新性的观点影响了我国史学界几代学人。先生1949年来到南开,在这里留下一支队伍,就像播下了一粒粒种子,现今种子已开花结果,长成了一片森林。”

      杨栋梁曾前往日本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爱知大学进行长期研究和讲学。留学经历为他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专业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这些学者在杨栋梁回国后,依然给予他很大支持。

      李卓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南开大学到辽宁招生,专业名额分别是世界史两人、哲学一人。当时的李卓对世界史没什么概念,只因前缀“世界”两字,心中便很向往。由于当时辽宁省在中学阶段不教英语,高考时也没有英语考试,入学后学校便安排他们学习日语,她就这样走上了日本研究的道路,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1985年,李卓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被公派到日本留学,2000年又前往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1993年起,李卓开始做教育部研究课题,那时的课题经费是8000元,1996年承担国家重点课题时经费增至6万元,到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的一般课题已达到15万元了。“现在一个重大课题的经费能有几十万元,我这一路走来,见证了国家教育事业和社科研究事业的发展。”李卓表示,“现在的学生们赶上了好时代,留学的机会太多了,我们那时根本不敢想,真的很羡慕。所以年轻人更应带着任务去留学,想好未来要走什么路,及早确定研究方向。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文化传统比较接近,关注日本是很有必要的,在有些事情上,他们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成就与错误中获得一些启示。”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南开日本研究的最新成果,总设计师杨栋梁即将功成身退,他郑重地将主编的位置交给了目前研究院最年轻的教授。老院长以身垂范,是南开日研团队优良传统的体现。不为名利、只求发展,精诚团结、尽心合作,也是南开“公能”精神的体现。而李卓也即将退休,他们将挥别研究了一辈子的学术领域,将舞台留给更加年轻、有活力的后辈。他们欣慰地看到,学术传统、治学精神、胸怀祖国的理想、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在一代代学者间传递。后生们已经成长起来,足以延续人才梯队,积累和传承一直都在。

      说起自己迈向日本研究领域的契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现任院长刘岳兵教授认为,这源于他与王家骅教授的相遇。

      起初,刘岳兵偏好中国哲学,本科硕士均就读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因各种因缘际会,研究生毕业的他留在了南开大学新落成的“小白楼”(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所在地)里,原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俞辛焞借给他一间研究室,正好在日本史学者王家骅的隔壁。因在硕士期间选修过王先生的课,其著作《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便成为了刘岳兵的课后读物。第二年,王家骅的新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出版,令刘岳兵颇感意外的是,王家骅竟让他这个几乎“对日本儒学一无所知”的研究生为其著作写书评。吃惊之余,刘岳兵心底生出一股冲劲,要写就一定要写好!于是一口气连写几篇,被发表在几本学术刊物上。

      想到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己,刘岳兵感到一阵后怕,那时的他对日本儒学研究还是个门外汉,竟然敢对中国学界日本儒学研究的经典作品评头论足。但王家骅先生大概就是以这种方式,引导他进入日本研究之门,从此开启了他的日本研究之路。

      受到王家骅的启蒙,刘岳兵跳出中国儒学的圈子,开始思考日本近代儒学状况。1996年,刘岳兵前往日本立教大学留学,师从森秀树教授,一面学日语,一面为自己关心的“近代日本儒学”相关问题收集资料。第二年,刘岳兵开始到东京七环的一个拉面店工作,进货、熬汤、煮面条、煎饺子,店面虽小,却能接触到背景各异的工友和食客,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

      回国后的刘岳兵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拜在时任院长方克立教授门下,正式以近代日本儒学为研究对象。两年后,他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第二次留学日本,这一次他毅然选择了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作导师。池田教授以严厉待人著称,他对刘岳兵呈交的课题报告极不认同,批评他“不会做学问”,奉劝他干脆回国算了。刘岳兵虽心中不快,但仍去他课上旁听,被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所震撼,这对他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我敬佩他,这样才是真正的学问,学问就应该这样去做。”

      所有的问题都要用资料说话,学术经典需要有强大的原典支撑,这就要求学者要熟读文献,追本溯源,克服惰性。在研究中江兆民的过程中,为了一本研究资料,刘岳兵跑遍了东京大学各图书馆,最后借来17卷全集,一字一句认真翻阅。“关键在于你是否掌握了资料中的所有内容,能否找到你需要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只能证明你水平差劲,东西都摆在那里,别人能找到,你为什么不行?”

      刘岳兵还养成了抄书、做读书笔记的习惯。把重要的内容,一笔一划写在本子上,再附加上自己的理解,得出有深度的结论,以此为素材写出的论文是可靠的、放心的。他从中受益匪浅,也用这种方法要求自己的学生。

      “回归原典,或者说从原典出发,是一种指导思想,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甚至是一种人生态度。”刘岳兵对原典有着特殊情怀,这让他心中充满责任感。“目前原典性的东西还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但现在不做,以后肯定会有人做的,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呢?”现在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一套原典的翻译、解释、解说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有日本历史、日本经济、日本与外交3个研究部,以此为核心联合校内其他系所相关日本研究者,是一所范围涵盖日本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综合研究机构。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学系教授刘雨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刘岳兵与他是相差两岁的好友。

      刘雨珍在高中时开始学习日语,经一位上海知青启蒙,他小小年纪就可以用日语写信、翻译日本儿童作家作品。15岁那年,他斩获江西省高考日语状元,当他怀揣一本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日汉词典步入“老杭大”(现浙江大学)校门时,他的日语已经达到了大三学生的水平。

      上世纪80年代,外语学习热潮与中国对外开放息息相关,国家急需外语人才。刘雨珍等人抓住每一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拼命练习,每逢周末他便跑出去为日本游客免费当导游,以练习口语。毕业后,刘雨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期间被选入中日合作培养项目,送往日本神户大学接受博士训练。1997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带着十几箱书籍回国,来到南开大学担任外文系日语专业副教授,由此开启了他在南开的教学生涯和研究工作。

      刘雨珍并非出身南开,但20年来,却时刻受到南开浓厚的学术氛围、广阔的学术视野的影响。“学者的使命是求真。”他经常严肃地叮嘱学生,“研究古代日本,绕不开中国,想要研究文学必须做考证工作。”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大学生都是从青年人才中选拔的精英,一年只有几千人能出国留学,大部分都是国家公派。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刘雨珍心中充满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热情,他认为,做学问就是在打擂台,是学者之间的竞争。“以前我们一直在追赶日本学界的脚步,现在不仅赶上来了,还应该立志超过他们。这对教授自身和学生的学术能力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悉心栽培每一位学生,他们的学术论文被他装订成册,收藏在办公室的书柜里,常在闲暇时拿出来欣赏一番。学生的研究有了进展、获得了荣誉,他比谁都开心,就连平日里和老友聊天,也不时将几个得意门生的名字挂在嘴边。

      留学、访学、交流,刘雨珍前后在日本生活了近15年。他不仅精通日语,对日本人也非常了解。“他们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但他坚定“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想要做好学问,先要学会做人”。

      在日语系申报日语语言文学方向博士点及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刘雨珍得到了杨栋梁、李卓、刘岳兵等历任院长的鼓励和支持,在学术研究中,也有机会向王家骅等前辈请教,受益匪浅。严谨的学风和开阔的视野,是南开作为日本研究重镇的底蕴所在。刘雨珍说,日本研究需要较强的外语水平、深厚的文史功底、融会贯通知识的能力、敏锐的问题意识,作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的南开日本研究院,想要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传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日语系和日本研究院的合作必不可少。

      人不可骄傲,但不可无傲骨。对于刘雨珍来说,他有学术研究的实力,也有骨子里的自信,从他身上能看到张伯苓和吴廷璆等先辈寄予后人的期望。

      沿着张伯苓、吴廷璆等先辈开创的日本研究学术之路,南开大学先后成立了日本史研究室、日本研究中心和日本研究院,很好地整合了学科资源。如今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栖身于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的一栋白瓷砖小楼内,为国家贡献了一大批相关专业的优秀人才。

      近年来,由教育部统筹、全国众多高等院校参与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体系逐渐形成,且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为首批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国别和区域研究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格局,以及推进全方位改革开放进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王立新提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是跨学科研究,跨学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全面了解的基础,也是学术创新的必经之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真正做到了以跨学科为中心,以历史为基础,同时兼顾各个院系研究日本的力量,进行有效整合。

      硝烟散尽,尘埃落定,转眼间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距离那场民族危亡的大劫难,已走过80余年沧桑岁月。2019年1月,习总在南开大学参观了百年校史主题展览并寄语师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

      国帜三易的悲愤一幕,激励张伯苓弃武从教。南开经烽火淬砺,依然留其史,燃其魂。南开日本研究历经百年,未曾停止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