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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性意义与学科反思:大数据时代社会学研究的回应
              来源: 未知   2019-11-18


      充满意义的社会生活先于经验科学时代而存在,同时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生命实践。这意味着它已经预设了外在情境和内在于历史个体的生命的双重前提条件。社会生活作为一种非数字、非自然的存在,必然涉及实际的活动,因而也必然受制于外在化的情境。情境作为一种“社会时空的特定状态”,[28]生产或者建构着此刻实践的结果乃至更大范围的历史环境;同时就本体性特征这一点来说,所谓情境的再现虽然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具有相类似的意义,但并非是完全相同状态的机械复制,相反,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所产生的特定情境超越了某种形式化的规律,充满着或然性或者不确定性。韦伯行动理论中的“意义层面上的充分性”和“因果层面上的充分性”[29]88就是在这种限制条件下个体对意义把握的一种解释。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处于情境当中的实际社会生活是“关系性(即空间性)和可能性(时间性)的总体”,[30]从而彻底否定了所谓的预测。

      由于情境在时空因素上的复杂性,使得社会生活本身无法忽视无数单独个体包括能动性和策略在内的主观实践以及个体与其内在生命所产生的关联,所以,以此种历史个体的内在意义为特征的研究都要以理解这些实践与关联为前提,否则研究的结果只会是“解释之不可能”。而科学的手段只是对于极其有限的表象和外在化形式进行工具性描述,因此,从本体性中的文化意义上来说,单纯的“科学的说明不能替代基于理解的解释”。[6]94就历史个体生命而言,其意义的内在性特征所指涉的是生命中各个组成部分同生活这一整体的复杂关系,这一关系连接了个体的生命和结构的历史,这种生命结构同外在环境的持续互动构成了具有意义的生命。此外,这种互动产生的意义只有通过对不同个体的精神和心灵的感悟、对个体生命的体验才能够达成。狄尔泰强调,这种通过体验来认识具有复杂关系的生命结构的整个过程,意味着个体的内在心理因素、个体所拥有的历史背景和外在的环境、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其获得发展个性禀赋的条件,个性的结构性联系是统一而不是机械单一的原因所促成的结果。而且,这种联系还是一种连续体,是一种柏格森式的、关乎自然秩序的关联,[31]300-301如此构成的意义“回溯到内在的时间意识以及绵延”。[32]当然,生命意义的理解路径需要通过现实世界的表现形式来得以呈现,但这种形式并非真正建立在科学化的手段基础之上。相反,是一种所谓的“历史意识”在起作用,该意识促进历史个体自身的能动性(对行动施加主观意义)与互动性(主观意义关乎其他主体)。这也是社会行动存在的条件。但这种主观意义既有受具体时空限制的实际层面,也或多或少地带有研究者的理想层面。后者试图通过建构研究对象的数字物理模型来理解其中的具体内容,并且通过这种理想典型,使得研究者能够明了其中的纯粹理性的行动过程。正是由于学科中存在因求得方法学之便利而构建一条建立在理性假设期待上的行为线路,所以,就人类生活中理性所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而言,韦伯强调,“该主导性是否存在以及多大程度上存在,从来没有说清楚过”。[29]80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即便科学主义者深信实证方法的意义呈现,但这种客观意义必须同社会生活的主观意义区分开来。对这种主观意义的把握就意味着能够对行动者(社会生活中的对象)行动过程加以理解;同时,基于此理解,意义的赋予也必然会指涉根据行动者面对行动及其环境做出的解释。[3]34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意义又同样可以是通过人们的“自我表现”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是人们的“理解”所理解的东西,[33]充满意义的社会生活也就包含着这种东西的集合。当然,除个体同生命关联之外,个体间的关联所构成的特殊共同体也反映了意义的多元复杂性,因为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不同个体通过共同影响和工作与他们(其他个体)联结在一起,理解他们并且他们也理解我们,舒茨在修正韦伯理论的基础上,为意义的赋予与把握提供了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视角。总之,意义的本体论色彩使我们更加确信周遭社会生活中不可计算的诸多因素,并反对利用科学手段所建构的世界(或者当今的数码世界)来取代真实的社会世界。舒茨认为,常识构造由真实世界中的“此在”(Here)(在特定情境下的状态)所形成,“它决定了视角预设的相互性”。[31]3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常识行动模式已经同科学模式区别开来。简言之,意义修正的目的在于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个体间的能动的、互为主体视角所形成的思维模式乃是社会学学科研究的特殊属性。

      前文关于本体性意义的论证无非意在强调,基于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学科“必须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这是基于对意义的理解的方法”。[6]94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实践的可能有效性途径之一是超脱于纯经验现实的想象力。具备此种个体、生命、社会、情境相互交织的想象的能力,意味着能够从重点关注人们即刻行为的科学研究方法中超脱出来,并站在高远处思索。这是米尔斯所呼吁的心智品质,它能够帮助个体使用信息并促进理性的发展,从而能看到一种清晰的全貌。正如米尔斯所强调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让拥有此品质的人既能理解一个关乎诸多个体内在生命以及外在生涯意义的、更为广阔的历史情景,又能使他注意到,在繁杂混乱的日常经历当中,个体是如何错误地意识到他们的社会位置的”。[34]5从概念上来看,米尔斯的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帕斯卡尔心智诠释的延伸。就社会学想象力的内涵而言,除了追问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要素以及秩序的关联性意义之外,米尔斯还强调学术关怀中两个重要的维度:其一涉及人生意义的层面,即关注此时期此社会中盛行人格(抑或占主导地位的人的类型)的重要性,“他们以何种方式被选择和形塑、解放和压抑,并变得敏感和迟钝;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和品格反映出何种人性;我们所审视的每个社会特征的‘人性’,其意义是什么”。[34]7其二则关乎历史的维度。是古是今,都处于人类历史长河中。通过对历史长时段的关注,我们可以考察其中某一时期社会运行以及变迁的动力和特点;同时,我们尝试比较不同时期的社会,以此作为当今社会的参照体。所以,“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能够把握住历史、个人生活以及二者在社会之中的关系。这是社会学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34]6也“正是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人们希冀把握世界的进程,并且理解他们周边所发生的事,这些事都是反映社会中个人生活和历史交织的细小部分”。[34]7一旦能够体会到上述两个层面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那么无论处于哪个社会,人们都能感受自身并反观背后的大时代,体验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即“社会科学所能起到的教养、启蒙和解放作用”。[35]而自二战之后,社会学学科的中心位置已在美国扎根。当地学科霸权的全球化扩散加上本土实用主义方法的横行,使得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愈发盛行;相反,关乎重视意义的想象力的方法学则已经呈现式微趋势。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今进行社会研究的科研者们是否还需要具备并深刻理解学科产生至今的经典学术知识?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概念,即科学和学术。在米尔斯看来,抽象经验主义的实践就是科学逐步代替学术的过程,“作为他们对社会本质和功能运作普遍关注的组成部分,杰出的学者们以博学的态势,并且是在宏大历史、理论以及哲学角度来研究公众的,而非所谓的‘就事论事’,同时撰写专著。但是在今天,技术团队对特定的主题进行课题研究并汇报研究发现。二十年前,公众研究是学术的组成部分。当今它却隶属于科学”,[34]54譬如涉及诸多问题域的研究无疑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测量和建模方法,形成八股文式的范式。因为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基本上是把可看、可听或者可测的看作是线]只要获得上述的结果,加上跨学科搬运的能力,就能达到特定的研究目的。由此,学术的立法者转变成了科学的阐释者。这对于整个学界发展乃至人类知识推进而言是有不小风险的:一方面,教育、学术再生产的过程中,学习者以此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模式;或者,尽管有人对此有疑问,也因外界其他强制因素而妥协,这是一种教条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正如米尔斯所说,各种细枝末节的研究、科学探索都是整个学术研究分工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亦如是。但如果都在研究细节和当下,做自然科学以及美国量化研究模式的搬运工和阐释者,而逐渐脱离社会科学研究中独特的人文因素,那么必然呈现出学科异化的形式,即人们虽然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却抛弃从事学术研究中所涵盖的人文启蒙、反思乃至突破意义。因此,在当今时期,这一60年前所提出的方法学实践主张随全球学术变迁非但没有失去其必要性,反而变得更为重要而且紧迫。

      我们无意于对意义本身作更为深层次的阐述,以上的探讨仅仅试图为社会生活意义的本体性特征提供一个非实证的论证分析,目的无非在于将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固有属性同科学研究过程中尝试制造的理想模型进行区分。它通过对该复杂化意义的内涵与特征进行简要梳理,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形成一种对社会生活科学研究方法批判的视角,从而为本文所主张的研究方法学具体实践提供一种可能性的本体论根基与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