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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2018专题(上)
              来源: 未知   2019-12-07


      书本上有的定义、特点、功能、方法我们不过多赘述,从一个进阶的角度来汇总一下可能考察的相关议题,本文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作为素材积累和框架积累。

      然后没啥图片,你呢,复制下来直接打印,打印完把基础知识抄上去,这就是德某人的议题整理法,后续你也可以往里补充别的论文。

      北师大2018年论述题:有人认为,社会化媒体时代,在社会沟通和引导方面,“晓之以理要重于动之以情”,谈谈你的看法。

      西北大学2018年论述题:的定义、特点、本质、功能及其表现,新闻媒体对的引导,政府引导为什么要关注“新闻领袖”。

      北京交通大学2018年简答题:结合山东聊城于欢案或者江歌案,结合传播学原理相关内容,谈谈我们应该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引导。

      北师大2018年论述题:有人认为,社会化媒体时代,在社会沟通和引导方面,“晓之以理要重于动之以情”,谈谈你的看法。

      西北大学2018年论述题:的定义、特点、本质、功能及其表现,新闻媒体对的引导,政府引导为什么要关注“新闻领袖”。

      北京交通大学2018年简答题:结合山东聊城于欢案或者江歌案,结合传播学原理相关内容,谈谈我们应该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引导。

      马克思将视为“一般关系的实际体现和鲜明的表现”, 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 他们认为是“不可数的无名的公众的意见”, 反映了“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 也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的一种交往形态”。

      这与雅克·卢梭和黑格尔等人对的认知有一定的相似性和传承性。卢梭对公共的界定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起源。18世纪,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public” (公众) 和“opinion” (意见) 组合起来表示“”, 认为人是有理性的, 理性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公众的意见。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个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 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 并予以表达。这种自由, 集合地表现为我们所称的公共。”

      关于的学术话语, 一个被广泛使用但是很少被理解的概念是。的古典传统关注宏大议题, 如拉扎斯菲尔德 (Lazarsfeld) 最初的描述, 古典理论有三大维度:扎根于哲学、强调历史事件、也包括规范性论证。罗伯特·塞德里克·宾克利 (Robert C.Binkley) 指出, 的这个概念并不是来自于全球不同事实的观察, 而是来自于理论情境。政府过程需要这些因素:, 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民、国家等。在我们的认知中, 国家是既定的, 而人民和政府不太明晰, 是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以看出, 与政府、国家、人民的密切关系。

      伍哈德·切尔德斯等在《公共:特性、形式和作用》中总结了的50种定义, 并将其归于这样两个概念。其中之一即是, 作为社会控制的功能是整合社会, 并且保证社会中的行动和决定达到足够的一致程度。

      洛克把“法” (the law of opinion or reputation) 作为一个范畴, 与“神法” (divine law) 、“民法” (civil law) 相提并论。法判别的是美德和恶性, 而美德完全是根据公众的评价来衡量的。洛克使从语义上摆脱了最初“不可靠判断”这一略带贬义的含义, 而承认是一种合法标准。

      德国学者诺依曼认为是两重意义上的“社会皮肤”,一重为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变化进而调整自己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另外还像“容器”的皮肤一样,可以起到维持社会意见整合的作用。他的中心论点是社会孤立这一恐惧使得人们评估其他人的意见, 如此他们顺应他们认为的多数意见。

      库利(Cooley) 将概念化为一个传播过程。面对共同的问题, 人们通过相互的公共行为和传播来检测他们起初的模糊倾向, 在这一集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个人对议题的看法随着时间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作为过程的, 主要考察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个人是如何结构化为公众的。公众是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针对议题进行辩论;他们意识到周围环境中存在不一致的意见, 并且需要做出回应;他们设法通过讨论来决定行动方式。塔尔德 (Tarde) 也认为理解的关键是理解意见形成过程。

      习在“4·19讲话”中指出:“老百姓在哪儿,就在哪儿。我国有7亿网民,传统方式和网络渠道共同构成了现在反映、了解、沟通的新途径。”网络是汇聚的重要平台,网络也是整体的重要组成。

      网络直接反映出公众在网络空间中对社会议题的看法或观点。相比于传统媒体代表或建构的环境,网络的兴起对生态产生了结构性影响。伍哈德·切尔德斯等在《公共:特性、形式和作用》中总结了公共的50种定义,并将其归于这样两个概念:一是,在里,公共的功能是在意见的形成和做出决定的过程中起到合理化的作用;二是,公共作为社会控制的功能是整合社会并且保证社会中的行动和决定达到足够的一致程度。该定义是从过程和结果两个角度对进行的界定,由此,把握网络的概念内涵,也可以从作为结果的和作为过程的来理解。

      ,一般指公众针对公共事务相对一致的看法和观点,与有共通之处。传统媒体主导的语境中,人们之间的交流大多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方式进行,由此形成的大多是个体意见的加总。其中,人际传播受地域因素等限制,交流网络的信息流通性不强、同质性较高,并不利于展开激烈的辩论和充分的讨论;再加上讨论范围有限、意见影响力有限,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而大众传播以新闻反映,实则是对部分个体意见的反映,或者是对的主观建构。总体上,传统媒体环境下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生发的,主要反映的是“作为结果的”。

      网络环境下,互联网从信息传播平台发展为互动参与平台,为公众讨论提供了相对自由的交流氛围,公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机会和表达空间,由此形成的可以比较直接、真实地反映出部分。不仅仅停留在原来的新闻的阶段,而是真正进入了网络阶段,即在相对宽松、低门槛的表达情境中经过激烈讨论而形成的意见汇聚。尽管囿于控制或技术偏向的因素,网络意见的表达未必足够自由和充分,未必总是趋于理性或达成共识,网络环境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的公共领域还有距离,但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却是,相较于传统媒体主导的环境,网络生态的真实性、多元化和活跃度都已经有了质的提升。表达空间的自由、个体意见的交锋、不同观点的互动,这种“作为过程的”更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

      默顿认为,具有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那些对系统的控制产生的影响和客观的结果,是可以被有意识地感知的。潜功能指不是有意造成的影响和结果,也不是可被认识到的。传统媒体语境下,政府和媒体主要以新闻宣传的手段来开展引导工作,更多扮演社会控制的角色。这种单向传播的方式不太注重满足受众的内心感受和信息需求,而是通过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和主观性的报道策划来实现思想灌输、观念改造和社会动员,潜移默化地形成对公众的约束力。在这种传统的引导范式中,作为社会控制的具有无形但强力的效应,反映了传统主流媒体建构的潜功能,也为社会发展和观念统合提供了相对有效的保障。

      网络环境为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表达和讨论空间,公众由过去相对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更加积极的消费者,其角色也从单纯的“消极受众”逐步转变成既接受信息又生产信息的“积极受众”。形成的理想过程是,具有理性反思能力和公共关怀意识的个体,通过倾听他人的意见、不断反省自身,再通过相互讨论和观点博弈,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由于这一过程更强调表达和讨论本身,所以不论共识能否达成,公众都能够从讨论中有所收获,包括提高对整个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在尊重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等。所以,作为过程的网络,可以更直接地发挥的显功能,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公共表达。

      如果从作为结果的看,互联网中个体利益诉求多而杂,网络上的很难在绝对数量上达到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中的意见不能代表或歪曲的地方,要比现实社会的意见表达的情形多一些。但是,如果从作为过程的看,互联网的开放平台确实提供了讨论的空间,也能够相对全面地反映不同利益的诉求,一定程度上更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出真实。

      舆情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社会公众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反映,是群体性的思想、心理、情绪、意志和要求的综合反映。

      舆情与都属于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的范畴。它们是人类精神现象的表征, 同时也必然会对人 (群体的人或个体的人) 的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和舆情的内容, 都与人们生存其中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有关。撇开了人类及其社会生活, 谈论和舆情就毫无意义。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舆情, 总是可以从人们的社会关系中找到某些原因和答案。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 为和舆情提供了生成的土壤, 提供了丰富复杂的内容。

      无论是还是舆情, 都是因公众的群体参与而形成的。离开了公众的广泛参与, 就不会有, 同样也不会有舆情。

      和舆情, 在主体的意见是否得到公开表达上也有区别。“是社会和时势的晴雨表。是某种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公开表露, 是现实社会的制约力量。”而舆情则并不一定公开表露“某种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 但它同样也是“社会和时势的晴雨表”。不过, 这个“晴雨表”所反映的, 往往是深层次的“晴雨”, 而且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手段 (测验) 才能监测到“晴雨”。

      由同一社会问题(抑或话题) 形成的舆情和, 舆情的存续时间多长于。而作为由众议构成的, 存续的时间再长, 也总是有限的。一旦无人言说和提起, 自然而然也就消减甚至消失了。在许多情况下, 舆情形成在先而形成在后, 在相应舆情的基础上形成。特定是特定舆情的反映。是反映者, 舆情是被反映者。有未形成的舆情;但是无未形成舆情的 (也就是说, 不排除有舆情而没有相应的情况存在) 。

      习指出的,要“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网络引导要顺应系统运作规律,将互联网视为利益协调平台、对话沟通的重要机制。当前,网络引导面临着新挑战,如表达者的群体失衡和复杂诉求、平台的割裂与传播的偏向、观点的分化和共识的缺乏,这也对网络引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网络通过表征信息意涵、展示个人心理,从而反映社会现实。网络引导要遵循信息系统、心理系统、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律,突破传统引导的瓶颈,从管理控制主导转向信息沟通主导,从短期信息调控转向长期心态调适。

      演进的过程实际上是各利益主体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要达到理想的博弈状态,需要网络引导以充分发挥各主体的功能、充分尊重各主体的利益为原则,即坚持权威性、合理性、公共性导向。

      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公众的理性认知能力。引导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媒体、意见领袖,在具体引导中,政府要加强与公众的意见交流,以开放、透明的态度公布政府信息,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效能感。媒体要对公众普遍关注的、关系到社会长久发展的议题进行议程设置,运用社会深层意识解释客观事件,超越审视问题时简单的非黑即白立场,努力用理性思维去客观剖析问题,以更好地提高公众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水平。如习在“8·19讲话”中指出的:“在事关大事大非的原则上,必须增强注定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另一方面,要积极疏导公众的极端情绪。当前,网络场存在泛化、泛道德化、泛娱乐化的情绪化表达,只有依托于政府、媒体、网络意见领袖这些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主体引导,才能最大限度遏制情绪扩散,疏导极端情绪,引导更多公众进行理性化的表达。对于极端化的情绪,要运用更为有效的话语方式,建立情绪应对的“话语包”,不讲假话、大话、空话,更多运用理性、朴实、平等的公共话语,以事实来说服人,以理性来引导人。

      按照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原理,如果对不同群体、不同议题、不同交互平台进行精准统计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化媒体正在对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如习指出的:“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

      一是注重突发事件中的引导。要针对不同阶段进行适度干预,如事件发生前,政府要尽量做到信息透明,健全新闻发布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同时建立必要的风险预警和舆情监测机制;事件发生初期,首要任务就是公开信息,及时讲真话,避免谣言扩散和风险放大。

      二是注重倾听、了解民心、容忍民怨。如果领导干部能经常性地倾听网民的意见,既能够从不同声音中找到公众关切的焦点,及早地发现和解决问题,也能够增强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意识,避免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情绪。正如习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表达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网络为公民实践表达权提供了良好而便利的条件。网络形成的前提是公众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自由的表达和激烈的讨论,因此,引导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同时,对公众不恰当或非理性的表达要有更多的包容。正如习所描述的那样,“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

      习曾指出,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

      网络场正能量的释放,必须首先围绕关乎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话题进行公共表达、凝聚社会共识。在这方面,主流媒体的主要使命就是积极生产网络内容、加强网络文化建设,运用更加创新的形态和更加有效的方式来积极弘扬核心价值观,同时,也要着力于加强引导的“时度效”。如习在“8·19讲话”中指出,要“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

      的生成模式主要分为五种:爆米花模式、风吹浪起模式、飘雪模式、瀑布模式和沉默的螺旋模式。随着自媒体的“遍地开花”,信息传播呈现出秒传播的趋势,舆情生成也不再是由多级主体参与的缓慢形成过程,爆米花模式成为主流模式,并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全天24小时来看,晚上22时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集中刷屏阶段。

      新媒体平台不再只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和客户端)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知乎、网络电台、AB站弹幕、网络直播、网络字幕组、笔记类分享应用(如印象笔记)等已然兴起,并且在公共事务中开始扮演重要源头作用。如雷洋事件最早就是出现在知乎社区,进而传播到校友微信朋友圈引爆整个社会话语场的,这种“新技术平台爆料——微信刷屏——微博跟进——传统媒体报道——新闻门户客户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接力传播模式已成为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主要模式:以知乎为代表的新型技术平台扮演信息源头;微信是自媒体人观点齐发的话题酝酿和讨论的地方;微博扮演信息二传手,最终形成社会话题的“平台联动”和“情绪共鸣”;传统媒体则将事件进行“仪式化”报道……使得网络生态更加复杂多变,并且这些新技术平台是目前公开舆情监测所兼顾不到的,传统的舆情监测与预警往往很难抓取到新技术平台的封闭数据,造成危机舆情只能被动应对。

      公私领域界限越来越模糊私人领域叠加在公共领域之上,公共领域愈来愈呈现出私人属性。网络围观是中国人使用互联网后经常采用的行为模式,网络流行语“地命海心”就是形容中国网民将更多的心思用在社会公共事件的关注中,但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崛起,民众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总体关注度在下降,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境况,社会情绪的表达也从公共事件拓展到伦理、社会信任、社会审美等领域,私人领域议题越来越公共领域化,购物、娱乐等以往事关私人的事情越来被放在公共话语场讨论。

      线下与线上社群的“抱团”极化现象使得公众从简单的“社会表达者”升级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者”。新技术平台的不断细分化,使得基于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形成的社会话语场中,各社群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探讨有“抱团”趋势,观点以“赞同性反馈”为主,容易造成观点极化。当某些观点固化形成特定社会群内普遍共识时,易形成“社会认同”效应,难以被打破,加上线上线下的互动、共振和极化,极易从线上衍生到线下,公众从简单的社会表达者很容易升级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者。

      “社群的茧房化”使得群际之间存在刻板印象和不通约的现象,虚拟社会关系矛盾化趋势明显。“茧房化”本来是指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机器算法的新闻推送方式使得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很容易造成民众获取信息具有结构性的缺陷,造成用户视野狭隘、个人判断力与认知能力的丧失。网络的广泛使用,让每个人都能获得自己所喜欢的信息,假如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的话,各个社会群体便会,微信群的出现使得社交网络也同样出现这种效应,即人们习惯性地与自己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获得认同与支持,不愿意与自己不同的群体打交道,也像蚕茧一样“作茧自缚”,这也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呈现出“茧房化”,即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抱团取暖,更加不愿意与别的社群进行对话、寻求合意,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这样的一种思想褊狭将会带来各种误会与偏见。

      网络大V退场、资本力量直接介入到社会表达场使得社会表达更加“民粹化”。近年来在很多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资本的身影,无论是网络约车政策出台中滴滴打车等网络平台的背后“煽风点火”,还是在雾霾事件中个别资本力量介入其中炒作。这与西方社会中资本力量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西方资本力量通过在公共话语表达领域寻找代理人,隐匿在背后,而中国的资本力量则直接赤膊上阵,冲在第一线,为本来已经波谲云诡的生态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另外,随着网络大V群体的退场和转向更隐匿化表达的新技术平台,一方面使得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中重大的舆情啸聚减弱,呈现出“日丽云霁,月朗风清”的网络新环境;另一方面在规避了网络大V表达不成熟的风险后,涉及国家重大决策时,也缺失了话语精英阶层的参与式协商与对话,网络民粹主义却显得十分抢眼,在公共事件中理性表达更为稀缺,情绪宣泄更为明显,甚至呈现出“网络民粹绑架主流”的极端现象,如广东省人民医院一主任医师被患者砍几十刀致死事件中,网民呈现出的对凶手同情乃至支持的话语表达。

      互联网的标签化表达使得“弱势认同心理”蔓延到更广群体,社会中产群体的焦虑感、不安全感的集中释放。如家事件中的“旁观人群冷漠”“警方不作为”“单身女性”等标签,广东“杀医”案的“陈主任”“患者家属”,魏则西事件中的“电子科大高才生”“无限前途”,雷洋事件中的“硕士”“环境专家”“中产阶级”“初为人父”等,都被过度的“标签化”和“归类化”,成为网络中的“兴奋点”,瞬间引发群体刻板印象,使得“弱势认同心理”蔓延,刺激网络热度。“弱势认同心理”使得以往被认为社会中产阶层的人群容易产生“推己及人”的同理心,身份代入感强,很容易形成群体内部的“受害者心理”。这已经引发了中产群体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恰好这部分群体是掌握社会话语群体的主力,拥有话语表达的主导权,如雷洋事件中78级、88级与92级校友的声明、魏则西事件中对百度公司竞价排名现象的声讨等。

      舆情应对仅“快速回应”已不能满足社会期待,应以争取人心为最终价值取向。习总在“党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中提出,新闻要讲究“时度效”,强调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近年来经历数次公共事件磨炼,大众对危机主体的应对能力期待提高, “快速回应”已不是民众第一诉求,还需把握分寸节奏、满足各方关切、尊重民众参与权,应充分释放网上,相信其自净、对冲机制。公共事件讨论中, “一刀切”式封堵、删帖容易坐实阴谋论,容易给无限遐想的空间,使事件泛化,充分探讨则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传统的“压”“删”等方法应与时俱进,舆情处置应以攻心为上,不能简单地将事情“压”下去就“万事大吉”“眼不见为净”,而应以争取人心为导向的最终价值取向。

      加强对舆情事件命名机制的监管,改变舆情走向从初始命名开始。随着词媒体为代表的“标签化传播”时代来临,很多公共事件的命名往往会左右事件发展的轨迹和趋势,如著名的毒疫苗事件中,疫苗只是由于存储条件不当失效,并不会产生毒害,但被冠以“毒疫苗”的命名后立马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恐慌;“僵尸肉”事件也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但这种保存时间过长的冷冻肉被冠以“僵尸肉”的恐怖标签立马引起了网络热潮;住建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并不是简单地拆除小区围墙,但被民众冠以“拆围墙”,立马引起了一阵网络围观和集体调侃。因此对一些舆情事件命名应该掌握主动权,掌握了命名权就掌握了主动权。

      网络社群的崛起加大了社会对话的难度,比“打通两个场”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公共对话平台和超越于所有社群的全新社会认同。在历次杀医事件中患者与医生群体之间的对立与断裂、河北肃宁枪击案中群体的“集体声讨”白岩松、雷洋事件中校友的多封公开信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网络虚拟社群之间的对话难度在不断加大,比打通两个场之间的对立与断裂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出一个公共话语平台。未来应该一方面发挥网络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安全阀作用,网络具有社会代偿的功能, “键盘侠”就是最典型的群体,其在线下所受到的一些委屈和不满,通过互联网表达出来,虽然有个别人认为互联网是“公共厕所”,但恰恰说明其在社会情绪宣泄中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网络社会对话中的黏合剂作用,扩大社会对话的基础和范围,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达成最大公约数和认同合意,警惕网络中存在群体偏见和群体沟通隔阂。要真正有效解决网络群体偏见和社会族群还必须扩大社会认同的基础和范围,能够在虚拟社会群体之上构建超越于所有社群的全新社会认同。

      改变社会阶层板结化的境况,增强社群、阶层和族群之间的社会流动,增强网络社群边界的可渗透性。随着网络社群的崛起,社群板结化现象日益突出,未来在加大不同社群之间的对话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增强社群、阶层和族群之间的社会流动,增强网络社群边界的可渗透性,改变目前社群之间不通约、互相猜忌甚至充满敌意的境况,做到社会边界的柔性和可变性。

      提升中产阶层的认同感和幸福感用以阻断引发的内在“弱势认同心理”的蔓延。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雷洋事件都引起了传统意义的中产阶层产生了生存危机意识,以往这些人则主要从旁观者的角色对真正的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站脚助威,而现在则让这一类群体产生了自己也是弱势群体的“弱势认同心理”蔓延。应该强化这类群体的优势心理认同感,从源头上达到消解各类特别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集体认同”隐患的目的。一旦这类群体产生这种弱势群体心理,加上其网络话语权较高,则很容易引起与弱势群体的情绪同幅共振和有效勾连,不利于社会稳定。

      宜疏不宜堵,构建有效的社会情感机制,及时疏导社会负能量。无论是民生议题还是网络流行语中吐槽类均占据主导现象,都说明目前民众普遍存在社会压力过大,负能量积聚过多的社会现实,在这种境况之下一味地提倡弘扬正能量不仅不能起到疏导的作用,反而会造成负面效应,因此,未来要构建有效的社会情感机制,及时疏导社会负能量,为整个社会民众进行情绪疏导和情感,缓解社会压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目前社会负面情绪淤积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