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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全球军事网_中国军事_军事新闻——红旗网打造中国最新的军事观察室    http://www.motojl.com          2019-09-25 22:30

  作者简介:林甘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6-747页。

  还有一点,我们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观念时,要有清醒认识。西方学术归根结底,是为西方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体务的。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有文化竞争力,就很成问题。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有个分析,文明系统有很多,就欧洲来讲,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打不起来,继承的是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另外一回事。文明冲突是根本冲突,两种文明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另外,像中世纪不完全和希腊罗马一样,社会矛盾可以解决,上可以解决。中国和美国通过武力解决矛盾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两方要很好地正视文明的问题。西方一些势力,总认为中国是要获取过去中华帝国统治世界。

  现在文化界也比较乱,有的人是希望复古,把中国传统文化美化得不得了;有的是盲目崇洋,一定要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情绪化的偏激言论。我们应该多关心知识界、文化界的,但这些都有一个问题,即缺少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学术论争、文化的激荡起伏的了解。其中有的人乱发议论、随风倒,对我们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好处,对自己学术积累也没有什么好处。

  就历史整体的方原则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点,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解读历史的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马克思一段话讲得很好:“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我们总要对说明的对象有所取舍,不能笼统地将所有材料都凑集在一起。当然如果是史料汇编自然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主张要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这是对研究工作中材料和理论关系的科学说明。20世纪60年代对史论结合关系有过讨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说无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的提法都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无法把问题的复杂性说清楚。讲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比较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提出的方原则。是个天才,但有时也很情绪化。所以有的人讲,说他不是史家胜似史家,有点道理。但问题在于他自己讲的事件,如“批儒评法”,自己就违背了方原则。

  历史是指过去的人类史,过去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今天的现实,明天就成为过去,历史长河是无穷无尽的现实所组成的。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同时也生活在历史中。我们提倡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但实际上,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往往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大家可能都知道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当生活的发展需要时,死的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史。他讲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关系的问题。他对历史的解释主要着眼于人的思想活动,他否认过去史的客观性,就不免要把历史研究引向唯心论的歧途。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主编克拉克在这部书总导言里面说的一段话:如果过去和现代之间没有连续性,如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过去融化在他的现代中,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认为真的可以理解的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我认为这个思想是比较深刻的。

  中国传统史学很重视经世致用的功能。一些杰出的史学家都很重视今与古的关系,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王迹所兴,见盛观衰。这就是他的通古今之变。《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记载战国到五代1362年,其中隋唐五代371年,可是它的篇幅是118卷,占全书的40%,贯彻了详今略古的精神。司马光讲: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优秀的史学家都把关注现实,通古今之变看成是一个自己的使命,而且正是他们抱着这样的宗旨,所以他们的著作可以一直奉为经典,可以流传下来,成为史学史的标志性经典著作。

  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反过来说,关注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些历史的深层次问题。现实与历史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人类历史是从前到后、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顺势发展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文明的认识,都是从后来追溯先前,逆向考察,来逐步深入和发展的。从来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后者胜于前者,总的趋势是这样。所以马克思才会以生物学作一比喻:猴体的解剖对的解剖是一把钥匙。当然马克思也讲不应当把二者等同起来。马克思还有一段话对我们有启发: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总是从发展的完成结果开始。我们对古代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制度等的认识,都应该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我过去写过文章,不赞成把当时当地的标准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要考察当时当地的一些标准,但价值判断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进行。历史研究要涉及好多古今关系,如语源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学要借助于语源学的研究,但是不能停留在此,现在有的学者对这两者没有区分开。如果没有区别好,很多事情都要乱了。因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很多词汇、观念都不是古代的或古代有过的意思,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如、。要借助语源学,但不能用语源学代替历史学。在使用一些词汇和概念的时候,既要说明它的最早的出处,又要说明它后来内涵、外延的发展变化,哪些是源出本土的,哪些是从外域输入的。不做这样的区分的话,古今就搞乱了。如果只考虑今天讲的意思,不考虑它的历史变化,或者只固守它最初的源头的意思,排斥它后来的变化,都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只能导致刻舟求剑,或者胶柱鼓瑟式地误读历史。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中的古今关系,不仅要注意一些历史现象、制度、人物的时代性、阶级性,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说明历史,还要承认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是受当代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中国”这个概念,指意有多种,原来是一个地理概念,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都开始称我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在外交文献上出现“中国”一词。我们现在讲“中国”是一个近代主权国家概念,有主权、疆域不容侵犯的这样一种主权国家概念。怎么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既不能违背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能违背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历史上中国王朝的疆域有伸有缩,近代以来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在这以前有的朝代疆域往外推,有的朝代往里缩。为什么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这样讲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上也是站得住的。康雍乾奠定的历史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不无巧合的是从欧洲来讲,近代主权国家基本上是在17、18世纪形成的。就是从国际法来讲,我们也站得住。我们为何不选择鸦片战争以后,而选择鸦片战争以前呢?康雍乾时期疆域基本上稳定了。我们讲中国历史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地,我们是必须记的。但除了香港、澳门,我们并没有要求把这些土地都收回来。在今和古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书呆子,要考虑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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